Traduttore, traditore!
众所周知，意大利有句著名的谚语“翻译即背叛”(A translator is a traitor)，长期以来这句话都被视作不可译论者的座右铭。而这只是一种流传甚广的误解，因为他们认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字字对应的简单关系，将翻译视作一种机械的过程。
显然，翻译中的困难在远古时代并不存在；翻译本身在通天塔时代前也根本不存在，于是误解才从此盛行起来。各种人类文学中所流传的古老神话可以非直接地证明，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最后250年前我们都找不到任何双语版本的文字。虽然那时苏美尔语、古埃及语、阿卡德语和埃兰语的书写体系已经非常完善，但是对当时的中东作家和外交人员来说仍然不需要双语的文字。众所周知的圣经故事可能反映的是苏美尔神话故事《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根据该神话，Enmerkar of Ur 恳求 Enki 神重新恢复人类语言的统一。当代对该神话的解读指出，Enmerkar of Ur 来自圣经和可兰经中的尼姆罗德古城，在美索不达米亚传统中被他神化为吉尔伽美什，这样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学家 Al Tabari 的参考著作，他在《先知和国王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rophets and Kings) 中提到尼姆罗德塔以及对阿拉的巨大惩罚，这些事件都发生在72种语言的混乱之后。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如果是混乱创造了语言，我们应该把理解语言的含义作为翻译的核心。我们把语言的含义放在上下文中去理解，然后使用目标语言写出相应的文字来表达它的含义。投身这一工作之中，我们感到自己只是埃及抄写员和翻译者长长链条中的最后一环。
埃及 – 金字塔的国度，埃及 – 翻译的国度
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语言是闪语族美索不达米亚阿卡得语及其衍生出的亚述-巴比伦语，该语言使法老的新王国中产生了雇用受过教育的多语言抄写员的兴趣。当法老想与赫梯人（今天的土耳其中部地区）首领、亚述国王、巴比伦王国国王、米坦尼（今天叙利亚东北部的何理族国王）国王和埃兰（今天的伊朗西南部）王国或乌加里特城和比布鲁斯的迦南人国王交流时，皇家通信通常使用的便是亚述-巴比伦语楔形文字。在著名的台尔阿玛纳刻字板 (Tel Amarna Tablets) 问世的3400年前，就出现了这种国际关系背景，造就了数百片粘土刻字板，上面是阿蒙霍特普三世、法老阿赫那吞和亚洲各国国王用于直接交换信息的字母。所有这些都应归功于当时的翻译人员。又过了一千年，拥有马其顿血统的埃及法老托勒密二世曾邀请72位犹太学者将圣经翻译成古希腊语，古希腊语便是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国际语言；他们在亚历山大灯塔岛（今天的拉斯埃丁宫和凯特贝城堡的某处）上花了72天的时间完成了这项工作。每天早晨，他们都前往法老的宫殿，向他表示感谢，请求神灵对他祝福。
过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后，公元前196年，法老托勒密五世的抄写员和翻译员使用两种语言制作了一份文档，共有三份手稿，即埃及象形文字、埃及通俗文字（法老行政草书）和古希腊语。该文件有两份复本；第一份是无法移动的，刻录在阿斯旺南面菲莱岛菲莱神庙第二塔门的花岗岩上，而第二份则刻在石碑上，几千年前便已失传。当它在尼罗河河口的罗塞塔市附近（距离第一份复本超过1070公里的地方）被人发现时，人们将其称为罗赛塔石碑，而正是由于这块石碑上的翻译，才使当代人对埃及象形文字进行翻译成为现实。又有500多年过去了，公元4世纪时，埃及已经成为一片几乎集中了所有宗教
信仰的土地。让我们回到科普特人翻译波斯哲学家和摩尼教创始人摩尼《Kephalaia》、《Synaxeis》和《Acts》等著作的年代，这些翻译作品是20世纪初人们在《 Armant 》（位于卢克索南面）、Dakhla 绿洲和 Fayoum 等地发现的。这些作品验证了世界上首个宗教的广泛传播，该宗教在伊斯兰教出现前便覆盖了位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整个区域。由于摩尼教科普特翻译者的杰出贡献，我们在今天得以重新恢复伟大伊朗哲学家阿尔-那底姆在《Fihrist》中所广泛谈及的教义，因为这些教义曾遭到伊朗萨珊王的严重迫害。
在此的近700年后，埃及和开罗仍然是一片伟大的土地，吸引着最伟大的犹太哲学家迈蒙尼德，他出生在科尔多瓦，然后离开安达卢西亚和摩洛哥，与其他人一样在开罗定居，他是国王萨拉丁的私人医生，在不忙的时候便从事写作和翻译。了解了这些历史后，我们应该可以成为意大利谚语中的例外：翻译但不背叛。